學者：兩岸一家親，或中台「認同鴻溝」擴大？

學者：兩岸一家親，或中台「認同鴻溝」擴大？

許銘洲/編譯 2017-09-09 22:30 民報

今年7月間，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，以及美國維吉尼亞大學，學商兩棲的林夏如（Syaru Shirley Lin）教授，她以台灣人身份接受《關鍵評論網國際版》（International the News Lens）專訪，暢談「台灣認同崛起，及其對於北京意涵」（The (Re)Emergence of Taiwan Ident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Beijing），林教授長期關注國際政治經濟與台海關係議題，因此頗能深入淺出，點出中台雙邊認同的高度差異。她對於台灣近30年來的「中國人身份認同」，由53%跌到只剩3%，提出其個人的獨特洞識。

台灣認同無關「血緣」

「台灣認同」問題，受到台灣認真面對，始於1980年代中末期的民主化階段，當時台灣正值戒嚴解除前夕的新舊更遞期間。先前階段，「台灣人」一詞，不會在校園內公開場合出現；台灣人母語在電視的播出時段，也受到限制；直到1970年代以後，「鄉土文學」才逐漸受到重視。不過，國民黨一黨統治時代，「台灣人認同」並沒有被當成一回事。

台灣民主化之後，發生2項重大轉折。其一、台灣人的自覺意識抬頭。人們會說：「我們可以自由討論任何東西，甚至所有事情。」台灣人開始發聲，表達自己遭受惡待，被隔離心聲。那個年代的「認同表達」，多半被定位為「族群屬性」；此即1949年以前在台定居的「本省人」，與另一群1949年以後來台的「外省人」統治者。由於當時統治者進行的「政治隔離」（political segregation）政策，導致台灣產生了「本省」、「外省」2大階級；然而這類用族群色彩為區隔的「階級」用詞，並非政治經濟學精確定義下的階級概念。

其二、中國開放經濟，啟動台灣人認同追尋旅程。台灣人到了中國旅遊或進行投資之際，開始探尋如下問題：「好的，我們都是中國人，但是我們跟台海對岸的中國人，難道同屬一家人？」

過去30年來台灣人的認同演進，更加聚焦於「價值」層面區隔，而非根據血緣。誠然多數台灣人，擁有一定比率的漢人血統；北京看重血緣，所以提出血脈相連，兩岸一家親（one family）口號。然而，歷經日本50年統治， 1949年之後的台海分立發展，以及近30年來的民主化演進，台灣人的「認同與價值觀」，全然不同於中國。

2005年以降，多數民眾把台灣人認同觀，視為「生活方式」（way of life）不同差異。這個看法相當重要，「生活方式」即包含多數的公民價值，例如民主、言論自由、出版以及集會自由；這是台灣相對於其它國家，特別是與中國截然不同之處。

台灣擁有民主傳統，中國則無

「認同」（Identity）是個極其複雜課題。你可以用崛起、重新崛起，或出頭等字眼加以描述。然而，必須將「認同變遷」（identity change），置於合適的討論脈絡當中。

台灣一家主流媒體（譯註：未具名），於1989年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，52%台灣人認同自己為中國人。到了2016年，國立政治大學的民調則顯示，認為自己是純粹中國人的比率，只有3.4%。

「中國人」的身份認同，由52%大舉下挫為3%的主因之一，應是中國出生的外省人日愈凋零。據2013年中央研究院的民調發現，34歲以下的台灣年輕人，只認同自己為台灣人身份者，高達9成以上。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，並沒有「究竟我是台灣人抑或中國人」的認同難題。這些人在台灣出生，縱使未來前往中國工作、讀書；並不會改變原來的「台灣人認同感」。這項台灣人認同，與個體個人在中國工作生活，並不衝突。

用「重新崛起」（re-emergence）角度，來討論台灣認同主題，也說得通。「重新崛起」，多半相應於外在「壓制」環境所產生。如果台灣歷史，從未實施民主制度，那麼新一波的台灣認同，就不能用重新崛起一詞形容。先前要有根基（roots），才能進一步用re-emergence字詞加以描述。台灣以前有這項民主的認同發展根基？答案是有的，日本殖民時期，以及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，皆允許部份地方性選舉，這與中國相當不一樣。另一項中台之間相當大的不同是，在台灣人們可以自由上Google網頁，瀏覽Facebook；想要住在哪裡，以及如何過生活？都不受限制；這是台灣有別於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價值。

「民主價值」需要得到培育、滋養與珍視。年輕人與部份上個世代台灣人認為，台灣民主得來不易，是透過先賢抗爭，犧牲生命獲致，絕非憑空掉下來。

看不見北京促統效益

北京向來視統一台灣為中國的「核心利益」；並試圖透過由上而下的經濟誘因，以及武力展示，強化其威懾力與正當性。卻始終無法扭轉，從2008年以降，高達9成以上的台灣人身份認同（包括高比率認同自己只是台灣人；另外較少部份認同自己既是台灣人，也是中國人。）北京對此事實情勢知之甚詳；也在馬英九8年任內，透過中台兩地學者、政策研究人士，進行熱烈意見交換；對於如何促進統一，卻依舊無解。

對於北京促統困局，林夏如教授的解讀認為，過去30年來，中共的經濟利益，多半流向親國民黨的特定商界與個人，並沒有產生「政治促統」的肥水溢流效應。國民黨在2014年年底，以及隨後的立委、總統選舉敗北之後，北京一方面更加依賴強硬手段；另一方面積極研擬方針，如何拉攏勞工大眾，以及台灣年輕人。

認同源於需求，非由上而下強加

「認同政治」的產生基礎是社會「需求」。以法國為例，之所以會有強烈排外的右派人物勒龐（Le Pen）誕生，是社會時勢的需求。另外，不論右傾或左傾的民粹浪潮正在席捲全歐洲，也是出於社會需求；而非由上而下的灌輸，強力賦予。

「認同源於需求」而且是由下而上產生，這同樣適用於台灣社會。馬英九總統2008-2016年的總統任內，照理說國民黨執政期間，傾中思潮應該會水漲船高；然而，事實並非如此，反而是「台灣人認同」，得到深化與生根。認同的滋養，發自於每位個體所生長的社會，這個社會供應人們養分；明顯的例證，就是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，由下而上，要求政府改變與中國一搭一唱的關係軌轍（譯註：換言之，北京越是打壓台灣的外交空間或是干預台灣內部事務，等於為台灣的「認同政治」土壤，添加肥沃養分。）

經濟依賴中國，反倒激化認同危機意識

一般而言，人均國民年總收入高於1.2萬美元，就算是高收入國家（譯註：台灣2016年的人均國民年總收入達2.3萬美元），這些高收入社會，容易陷入「分配不公」陷阱，即出現上一代既得利益者與年輕世代的「機會鴻溝」；也讓許多年輕人無力購買住宅。不論在倫敦、紐約、首爾、東京，或在台北，縱使上班族持續工作20年，也幾乎少有機會能夠擁有一間公寓。根本原因是，中產階級與勞工大眾的薪資持續停滯（或薪水趕不上物價上漲速度）；然而，其餘20%的高收入頂層，其財富卻仍持續增加。這種分配不公現象，特別讓青年世代怨怒不已。這類高收入社會的分配不公現象，並非無解，如能透過長期政策的擘劃引導，還是有機會得到糾正。

台灣也出現社會分配不公問題。因為經濟上，過度仰賴對於中國的出口貿易（例如2015年對中國的出口總值高達4成；24%出口東南亞，輸往美國只佔10%），導致許多台灣年輕人認為，高度依賴中國，會給台灣經濟帶來嚴重問題，也連帶造成薪資停滯與高房價。「中國」因素，也因此成為許多台灣年輕人不滿的抨擊箭靶。

經濟問題與非經濟因素，交織成為更強大的反中力量，香港如此，台灣尤甚。中台之間的認同差異，已經不是單一經濟因素所能修補化解。假設北京能夠解決台灣年輕人所遭遇的經濟問題，台灣人就會更傾向統一？答案是否定的。試看如下假設性問卷內容：「假如中國跟台灣一樣富裕，而且民主，你願支持統一？」，關於這個民調提問，同意支持者正在逐年遞減。

武統與胡蘿蔔

僅管習近平可能在19大之後，權勢得到進一步鞏固；他會鐵腕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，仍然相當低。因為諸多問題，包括北韓問題、南海主權、東海與日本的主權爭議；另外，最大難題是中國內部經濟面臨衰退局面，因為經濟力表現，是中共統治正當性的支柱。

另外，北京一直想要拉攏台灣年輕人前往中國創業，這個方向是中國未來對台政策重要環節。因為北京在台的商界朋友，或是國民黨要員，如今大半垂垂老矣。北京需要台灣年輕人；然而，台灣年輕人前往中國發展的意願不高，不願長期在中國發展。另外一項難題是，中國是有經濟機會，然而，台灣家庭走向少子化，家長寧願讓孩子留在自己身邊，而非前往中國發展。林夏如教授指出，想要吸台灣年輕人前往中國發展，光是讓利提供賺錢誘因並不足夠，重要的是要讓中國變得有吸引力，才是正途。

林夏如教授也指出，中國內部的隱憂，一直都在。中國從過去的10位數百分比經濟成長，掉落到只剩6.5%成長率，而且這個數字還可能有灌水之虞。中國如此大規模經濟體，一旦持續下滑，其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，將隨之隆隆震耳，不易處理；然而，一旦中國轉型成功，其威力則相當驚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