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媒：加拿大「台灣文化節」逆境中的國家認同光輝

外媒：加拿大「台灣文化節」逆境中的國家認同光輝

許銘洲/編譯 2017-09-20 04:45 民報

9月初，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「2017台灣文化節」（2017 TaiwanFest），其宣傳主題為「與日本乾杯」（Kanpai, Japan），內容著墨於日本對台灣近代文化的深遠影響與彼此交流。該項為期3天的文化節活動，共有多位台裔加拿大子弟，透過多項藝術展出與表演，如鋼琴、小提琴、吉他與管弦樂，來傳達台加人豐富的人文與藝術內涵

表演活動的重頭戲之一，是由溫哥華大都會管弦樂團，推出的一場週末夜音樂會（Vancouver Metropolitan Orchestra’s Saturday-night concert），演奏日治時代台灣作曲家江文也（台語發音Bunya Koh）的成名曲，名為《福爾摩沙舞曲》（Formosan Dance，或稱之為台灣舞曲），指揮家為台裔加拿大子弟邁司特羅.謝（Maestro Ken Hsieh），他曾前往日本研究音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福爾摩沙舞曲》曾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場風光演出。

《台灣舞曲》於1934年完成，江文也在東京譜寫此曲時年僅24歲。曲中充滿著台灣風土色彩，特別顯著亮點為，作曲家採納台灣原住民族民歌，成為其風格元素。

謝指揮接受加拿大媒體《喬治亞直白》（The Georgia Straight）訪問時指出，江文也在日本殖民時期的「台灣人認同感」，導致他的音樂成就，沒有獲得應有重視。他認為江文也的曲風，介於拉赫曼尼諾夫（Sergei Rachmaninoff），史特拉汶斯基（Igor Stravinsky）之間；其中獨創成分，則摻入台灣民間的舞曲元素。

江文也是個有天分的作曲家，可惜他的作品少有得到演奏機會；謝指揮很高興，能夠在台灣文化節演奏江文也曲目。他認為台灣在100年前，就能接觸古典音樂，日本人居功厥偉。

江文也（1910年6月11日－1983年10月24日），台灣作曲家、聲樂家、教師。新北市三芝人，是首位享譽國際樂壇的台灣作曲家。作品蘊含著濃厚台灣故土、宗教聖樂與中國古典等多元融匯風格的文化情感。然而，江文也的人生經歷坎坷，日治時期遭日本人視為二等公民。之後前往中國教授音樂，又被國民黨當成漢奸。1949年之後，他不想回到國民黨統治的台灣，選擇繼續留在中國，結果迎來的卻是共產黨清算與文革時期鬥爭，最後客死異鄉。

引進西洋畫風先行者

參與溫哥華2017年台灣文化節的台加人吳先生指出，日治時期的日本人不只將古典音樂引進台灣，也在20世紀初，將西方水彩畫介紹到台灣。其中2位名人物為石川欽一郎（Ishikawa Kinichiro），以及鹽月桃甫（Shiotsuki Toho），這兩人都教過台灣著名畫家陳澄波（台語發音Tan Ting-pho）。

石川欽一郎是台灣近代西洋美術的啟蒙者，同時也是台灣學校美術教育的開創者。鹽月桃甫（Shiotsuki Toho），則是日治時期台灣新美術運動靈魂人物。日籍畫家立石鐵臣，談到台灣美術時曾說道：「除了石川欽一郎先生以外，我們不能忘卻鹽月桃甫，對於推進台灣美術發展的功績。」

台灣近代西畫發展，由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，將英式水彩風格帶進台灣；鹽月桃甫則將歐陸後期印象派、野獸派畫風引進台灣。1886年生於日本宮崎縣的鹽月桃甫，在36歲來到台灣，59歲才返回日本。鹽月桃甫來台第一年，即與畫家鄉原古統聯袂進入花蓮太魯閣，描繪泰雅族原住民圖像，是創作台灣原住民題材最多的日籍畫家。鹽月桃甫自詡擁有高更(Paul Gauguin)前往大溪地的返樸歸真的心志。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，1932年他在台灣舉辦第6回個展，展出油畫作品《母》；內容描繪原住民母親帶著3位稚兒驚慌逃生，沉痛表達對於日本統治者的控訴。

當時一本日本評論書籍，名為《日本治下台灣1895-1945：歷史、文化與記憶》（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, 1895-1945: History, Culture, Memory），內容敘述一段有關石川欽一郎的故事。

石川欽一郎剛來台灣幾個月期間，曾寫下「水彩畫與台灣風景」這篇文章，內容表達自己喜歡台灣的理由之一是，台灣與他在日本的家鄉，有著極其相似之處；他如此寫道：「僅管台日兩地如此相似，台北的色彩似乎更美麗。有著紅屋頂、橘色牆垣、綠竹籬，其與背景的淡綠色樹葉，形成強烈對比。」他還寫道：「我們能夠想像如此靜謐、莊嚴的絕妙美境，出現在日本？藍天之下的台灣，總是閃耀得比日本更加明亮。」

石川欽一郎1907-1916年曾在台北的中學任教；其後，1923-1933年轉往台北師範任教。上述評論專書指出，1920年代的日本格外重視藝術與人文教育，當時的日本昭和王子，前往台灣訪視期間，對於台灣的美術教育水準，相當滿意。

陳澄波悲劇

台裔加拿大公民吳先生指出，台灣畫家陳澄波熱愛中國文學，浸淫中文頗深；也因對於中國文化著迷，導致他後來選擇前往上海發展，並曾任教於上海新華藝專與上海昌明藝專。

二戰在亞洲爆發之後，陳澄波因為自來日本殖民地台灣，這讓他在中國發展遭受質疑與阻礙。基於對時局發展的憂心，他與家人隨後返回台灣生活；並在台灣的藝術圈，倡議台灣認同觀。

二戰結束後，1945年國民黨（KMT）佔領台灣；陳澄波因為流利的華語表達，被推舉為地方官員，也代表與當時的國民黨統治者，進行相關談判事宜。

吳先生指出，KMT將他視為社會菁英，一位藝術家，這導致1947年228事件期間，他成為K黨鏟除殺戮對象；據估計228事件抵抗K黨統治而遭殺害的台灣人，起碼有上萬人。

吳先生強調，陳澄波熱愛研究中國歷史、文學，以及中國所代表的一切；然而，熟悉中國文化，並沒有帶給他任何好處，反而在那個不確定時代，惹來殺身之禍。悲哀的是，他在日本時代，因中國人身分，成為二等公民；在中國，他又成了不被信任的日本人。

吳先生指出，類似的噩運也降臨江文也身上。江文也搬到中國居住，希望為心目中的祖國貢獻自己的文化專長，將中國民謠改編為古典曲目；然而最終，他的命運跟陳澄波毫無二致，被中國視為「通敵者」，只因為他出身於日本殖民地台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