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余光中蓋棺論定
2017-12-24 自由時報
◎盧世祥
文人余光中十天前去世，人死留名，但他究竟留下好名或惡名，社會各方看法差異甚大。余光中的一生，作家李敖「文高於學，學高於詩，詩高於品」的評語堪稱中肯；而死後聲名的爭議焦點，即在「人品」這一關鍵。
官方悼詞應有整體高度
人生腳步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。余光中一生最受訾議的，是他在一九七○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，以《狼來了》一文，強把台灣鄉土文學牽扯中國工農兵文學，在白色恐怖時代給人戴紅色帽子，形同向文壇拋「血滴子」，是當局箝制言論、侵害創作自由的共犯。而且，《狼來了》不是單一事件︰余光中在較早的現代詩論戰，指作家唐文標「思想左傾」；在後來與徐復觀、胡蘭成、陳映真等人的筆墨官司中，他上告警總、密報王昇、受黨國指使的指控不斷。文壇聞人光鮮亮麗外表，有其鮮為人知的一面。
威權時代與統治當局同一國，民主時代繼續站在多數人民的對立面，余光中的爭議因而不斷。從「過去反共，現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」，到以「大智若愚」、「大巧若拙」為馬英九的bumbler封號強辯，寫詩諂媚周美青，人品格調因此飽受質疑。
余光中去世後，總統「他啟蒙許多文青」的誄詞、文化部長「他是台灣現代文學史須銘記的一頁」讚語，都未能平實為這位爭議文人蓋棺論定，反而招來「促（進）轉（型）（正義）第一砲竟是哀悼『文壇黃安』」之譏。箇中道理很簡單，上述悼詞僅就文學層面說，或尚有其根據；以此評斷他的一生，卻失衡且失真。從而，以此評價余光中有如盲人摸象，只道出部分事實，而非全豹。
誠然，按戰後主導台灣的中華文化，有為亡者諱的封建傳統，但對余光中的官方悼詞，尤其出自總統和部長，理應有整體高度，不能以偏概全，部分事實未必真實，還常有誤導作用；對余光中這種在威權時代與統治當局十分麻吉的人物，更不能為了場面話而不顧大是大非。再說，沉默也是一種態度；作家朱宥勳「不出惡聲已是最大寬容」，就是讓很多人按讚的表態。
去威權民主進展不紮實
余光中的爭議事件，最值得社會關注的，是台灣至今尚未揚棄個人崇拜及集體造神。昔日威權時代，神化「偉大領袖」，經由教育及黨國掌控的媒體，遂行個人崇拜的愚民手法罄竹難書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為獨裁者幫凶幫閒的政媒文人，替威權當局塗脂抹粉之餘，還彼此相互吹捧，黨同伐異，打壓異己，行徑惡劣。
這種政治文化從戰後作祟至今，以致促轉條例通過，轉型正義工程尚未開張，捍衛蔣介石的反撲行動已然啟動，且出自當年打壓民主自由的同一批政媒文人徒眾。這一現象，不僅反映個人崇拜遺害甚大，尤凸顯台灣從威權轉型民主的「寧靜」外表之下，去威權的民主進展極不紮實。就此而言，余光中如在爭議中再受執政者表揚，不但大失民心，轉型正義還未上路就先開倒車，前景堪慮。
追思三位台灣本土人物
這幾天，有三位在台灣歷史上留下腳印的人物，受到追思及感念，剛好可為社會提供正向思考。據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的《台灣之路》月曆，從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三天，分別是黃水土、素木得一、高木友枝的紀念日；他們三位為這片土地和人民做了什麼，至今受人追念？
黃水土是台北艋舺出身的雕刻家，一九二○年以「山童吹笛」入選東京「帝展」（帝國美術院美術展），是台灣人在「帝展」首露頭角，引發當時台灣美術青年的熱潮。他連續共四次入選「帝展」；與後來同樣四次入選「帝展」的畫家陳澄波（二二八事件命喪國民黨政權槍下），都是台灣在日本時代的國寶級藝術家。
天才型的黃水土，矢志創造屬於福爾摩沙的藝術，作品有濃厚的台灣意識，是揭開台灣近代雕刻史序幕的第一人，引領了台灣藝術與世界接軌、進入新時代。他三十五歲英年早逝，主要作品「水牛群像」原作嵌於台北公會堂（中山堂）後廳，龍山寺「釋迦出山」佛像木雕毀於一九四五年台北大空襲，後經翻鑄，其他作品多有佚失。
素木得一是植物學家，二十世紀初到台灣服務，建立台灣昆蟲學的研究基礎，以四十多年時間蒐集數萬種昆蟲標本，也研究病蟲害防治，包括引進澳洲瓢蟲「以蟲治蟲」的天敵法。他領導台灣昆蟲學會多年，擔任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院院長。戰前，他還參與台灣史蹟天然紀念物的調查及指定；戰後以其專業，續受國民黨政府聘用，擔任台大教授、圖書館南方資料室主任和台灣農業試驗場技師，直到二二八事件後才回日本。
高木友枝是傳染病學家。日本時代伊始，中國閩粵的鼠疫傳入台灣，為禍二十年，死亡兩萬四千人，安平、淡水、鹿港受害尤烈。高木領導對抗疫情，捕鼠、消毒、拆屋、隔離、改善環境，終使鼠疫絕跡。後來他擔任總督府醫學校校長，重視品格教育，以開明包容治校，尊重台灣文化，不准歧視，不禁母語，深受學生敬愛。其後再出任台灣電力株式會社首任社長，貢獻電力開發建設。「台灣醫學衛生之父」出自他的學生、台灣史上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讚語。
不論先來後到，有專業、有人品、有台灣心、真正奉獻台灣者，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都不會吝於按讚，且長年感恩。
（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