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12月17日 星期日

余光中與台灣現代美術二三事(廖新田)

余光中與台灣現代美術二三事(廖新田)
2017/12/18   蘋果日報

文壇大師余光中殞落,許多人紛紛從文學的角度紀念,讓我們這群過去曾沉醉於新詩與民歌運動的世代再次回味與懷念;而之後的世代,也因此多少能理解失去余光中身影的那種強烈失落感,其實非關政治。
余光中跟視覺藝術有著不解之緣。他於1957年所翻譯的《梵谷傳》(原文為Lust for Life,生命的渴望)是我們耳熟能詳且影響深遠的譯作。雖然後來有論者認為譯法有過度偏離原文的狀況,但毫無疑問,他的生花妙筆為華人讀者們開啟了一大扇西方藝術傳記之窗。雕塑家楊平猷就是在當時閱讀《梵谷傳》之後決定就讀台北師範藝術科及藝專。何懷碩甚至把礦工畫家洪瑞麟和梵谷傳中所見證礦工的悲苦相比擬:每天都得準備死,最希望不是死在礦坑裡,而是在自家的床上。
1959年,余光中獲得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,但回國後在師大英語系服務,不是藝術系,卻對師大的劉國松等人所成立的現代抽象繪畫團體「五月畫會」(1957年成立)有從旁促成的功勞。1961年,徐復觀以「現代藝術的歸趨」一文抨擊現代藝術的反理性與破壞性摧毀自然主義,並為共產黨開路。余光中挺身為這群年輕藝術健將辯護,其中「樸素的五月」一文如今是台灣美術史的關鍵文獻(至於余向警總密告徐一案及其他紛爭則是另一回事,不在此論)。他認為「抽象畫是現代藝術之中最玄妙也是最冒險的一種形式」,成員是「無鞍騎士」──沒有束縛而可盡情揮灑的自由創作者。1966年,劉國松為美國國際電話電訊公司創作太空景象,余光中評為「虛與實,遠與近,空靈與博大,凝定與渾茫之間的交錯」,是「中國玄學用以象徵生命起源的形相」。

品味偏向高雅詩意
余光中在1973年說:「今日台灣的觀眾普遍接受抽象畫」,其實是他和台灣的現代藝術青年協力的成就。但是,很奇怪的,他並不看好後起之秀普普藝術,認為是既庸俗又刻板、既乏內在靈視又無外在技巧,「簡直淪為自欺欺人的國王的新衣。」可見他在藝術上的品味判斷上偏向高雅詩意表現,和東方氣韻有形式上的親近性有關,來自文化的自覺,更精確地說,是他所謂的「迎中國文藝復興」。
余光中對70年代鄉土美術運動時期的席德進也大加讚賞。他說這位有著典型四川性格的畫家開風氣之先,鼓勵中國畫家打破傳統走向現代化。1981年在席德進的追思會上,他以一首詩《寄給畫家》來紀念席,第一、三段分別是:「他們告訴我,今年夏天╱你或有遠遊的計劃╱去看梵谷或者徐悲鴻╱帶著畫架和一頭灰髮╱和豪笑的四川官話……只有南部的水田你帶不走╱那些土廟,那些水牛╱而一到夏天的黃昏╱總有一隻,兩隻白鷺╱彷彿從你的水墨畫圖╱記起了什麼似的,飛起。」在精煉平實的文字間,彷彿看到席在畫中鄉土的純樸情景及余的藝術軌跡。
余光中不但是台灣現代文學的大師,也是台灣現代美術的幕後推手,他將會是台灣美術史記憶的一部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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